李志宁：睁开眼看看几十年后的中国经济

海生评：许多唱好中国的“专家”极可能根本不知道离开北京，上海或广州等大城市50公里外乡间的真相。许多对中国经济所作的乐观预测是以中国会有无穷尽的能源供应和干净的水资源供应为前提的，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近年来黑龙江和太湖发生大规模水污染的灾难说明了：中国人目前必须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是生态污染所造成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这两样人类生存所需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不解决，中国哪里还有几十年的生存空间？！中国政府最近发表的有关生态环境的政策报告书里重申：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这是中国人愚昧群体的自杀宣言。
作者：李志宁   
　　探测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国内学者、据说全世界都很看好，因为在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减缓或衰退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保持了7％的增长，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世人刮目相看。但我认为，预测中国经济若单只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对民族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要耽误事的。
经济学家们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在本世纪20年代超过日本，在世纪中叶超过美国。这是一种“闭起眼睛看世界”的说法。
在数学上，经济学家们好像没错，用几何平均法估算，如果年增长7％，约22年后可增长至原来的4.43倍，约35年后可达原来的10.68倍。世纪末的2000年，中国GDP约为1万亿美元，日本约为4.3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0万亿美元。
所以，假设日美经济增长率为零，中国将在23年后超过日本，在36年后超过美国。总而言之，4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算盘不是打得很好吗？
　　当然，有的人会指摘说，单算经济总量不行，要看“人均”情况。按人均计算才有味道，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809美元；世界平均水准是5331美元，而日本则是3.7万美元左右，比美国还略高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日本经济真有多困难，尽管它常常叫得很响。说真的，世上谁也难不过我们，特别是普通中国工薪族生活很难，最苦的是绝大多数劳动农民。
　　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不讲“人均”，就讲“经济总量”，它的增长是否能够真的支撑住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笑脸呢？
　　我认为也很难。真实的经济发展情况将会是非常复杂的，不会像做算术题那般简单有趣。现让我们来看看，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我国经济若要“高速增长”至超日赶美，究竟有那些不利条件呢？
　　（一）在本世纪中叶，就静态指标来说，全世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将趋于枯竭。
　　（二）50年内外，全球若干金属矿物如锰、铜、铅、铋、金、银等资源也将趋枯竭。
　　（三）中国现有工业技术手段，在世界上属于落后状态。在“世纪中叶”资源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必将更加陈旧而且会落伍。
　　（四）在几十年内，中国仍将是一个缺少淡水的国家。
　　（五）国内80％以上的河流已经污染，渤海成了垃圾海，长江成了垃圾水道，连珠江三角洲也将出现饮水困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的40％；全国沙漠化面积已占国土近1/3.（六）中国4亿城市人口中，有1000-2000万人下岗失业或者半失业，按每家3.58人计算，近几年受“下岗失业”影响而生活下降的人口可能达7000万以上。
　　（七）农民在中国仍是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部分需要转移，我认为，起码将有3-4亿人口在若干年内将转向城市，这个态势将对中国形成空前的就业压力。
　　（八）目前乡镇企业数量仍有2000-3000万个，起码有1.2亿人在其中就业，但是由于资源日益稀缺，而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生产型”企业，产品品质差而又狂费资源，所以其生产终将面临绝境；而90％以上的乡镇企业不在县镇、而是在村子里，高度分散，又大量排放不加任何处理的工业“三废”，它们是我国污染环境的主力，若再搞它几十年，必将完全摧毁我国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并且再难复生。
　　（九）由于中国1％的人占有45％的社会财富，所以，所以中国的“蛋糕”中真正用于“社会公益”和“中国未来”的钱将严重短缺。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对孩子的“义务教育”，然后是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真正建立。因此，整个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面临深渊，同时全社会还会因“保障不够”失去稳定和常态。通常，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比军费还高，要知道，“贪官”们和资产阶级再需要钱花，“社会保障”这笔钱也是不能省的！
　　面对上述这样一些困难，可以说，经济学家畅谈本世纪中叶中国经济能否“超日赶美”，我看并没有多大意义。在中国弯曲的肩背上，“历史包袱”比“历史机遇”要沉重得多。
　　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些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也可以说“性命攸关”的大问题：第一，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遭遇的，不仅是生态脆弱、环境恶化，显然更要命的是“资源殆尽”。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再大呼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激励民众，是迹近胡闹。中国按人均来看，不仅是“资源小国”，而且是“资源弱国”。从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到各种矿物资源，除钨、锑或稀土等极个别矿物资源外，中国的“人均”水准都远远达不到“世界人均水准”，甚至只有后者几分之一。中国各种矿藏的“品位”大多数不理想，例如铁矿都是贫矿，石油的含蜡量也高。有的矿产，如金矿，已在短短20年间被“有水快流”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干法毁掉了80％；大量小煤窑也迅速地几乎摧毁了大煤矿。20年间，许多“共生矿”遭到彻底破坏。许多非金属矿也在“发财致富”旗帜的召唤下，被搞得乱七八糟，例如花岗岩建筑石材，意大利开采利用率甚至可达90％，而在中国的许多矿场利用率能否达到10％都难说。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已经经不起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进一步折腾，现在似乎已走到了最后几步，没多少时间了。

　　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去年9月出版的《中国问题报告》中220页写道：“到不了21世纪中叶，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将告枯竭，天然气资源则在21世纪60年代全部枯竭。截至目前为止，全世界发现的矿产近200种，据对43种重要的非能源矿产统计，其中静态储量在50年内枯竭的就有锰、铜、铅、铋、金、银、石墨、石膏等16种。”（这里“静态指标”没有包括将来勘探到的矿产储量；但即使再有若干新增储量，人类现在用惯了的“矿物资源”即将耗竭的总趋势也并未改变，理想的“采储比”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而且新发现的矿产资源的开采条件，总体上只会越来越差；不仅“开采成本”会越来越高，“勘探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新矿藏的发现将日渐其难）
　　所以，问题就来了，弄不好我们整个经济都快成了“秋后的蚂蚱”和“兔子的尾巴”了。还讲什么“一枝独秀”的发展？在当前这样的“资源条件”下，中国经济再在“粗放”状态下猛烈“发展”下去，恐怕不仅无法“超日赶美”，而且用不了几十年光景，自己就要走不下去了：没有石油后：汽油、塑胶、化纤、化肥、丁腈橡胶、洗衣粉、沥青……，都没有了。
　　没有天然气后：大量城市中的煤气管道怎么办？取暖怎么办？做饭怎么办？……
　　没有铜矿后：输变电怎么办？导线是否改用铝？但铝按静态指标也就还能用一百多年。
　　没有了锰铅锡钨锌汞等金属，许多特质的合金金属也会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没有了……
　　事情严重了，而且紧急！因为，如果说上述资源还可以用300年，大家还可以悠哉游哉，饱食终日，慢慢找辙。但50年时间几乎一晃就过，人生如白驹过隙，日月如梭。50年太短了！现在脑浆子里再没有点“忧患意识”，真是枉担了“学者”“学家”的虚名！如果欺世盗名的学者只会唱赞歌，短视的民众都懵里懵懂，我们没能在20年内解决好资源和技术问题，不要说千秋万代，仅仅后两三代的人就要把我们这一代人骂死！要诅咒我们下地狱！当然，那时我们已经不在了，听不见了。但我们的子孙辈还在，他们是我们的亲骨肉，他们将亲自生活在一个“没有石油的时代”和“没有金属的时代”，是被我们这“不负责任的一代人”送去熬煎的。
　　当然，所谓“来生来世”是不可靠的，但人们也不能只管“今生今世”、赚钱享乐了此一生。为了他们的后代，不管是所谓伟人还是凡人，每个人都应当考虑在身后留下些什么。“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是最为邪恶的邪念。如果整个人类都是这样的认识，那么人类就不如别的物种延续性强，人类也就应该灭亡了。
　　在国外，现在可以看出，有不少技术研究是带有“预见性”的。例如日本有人研究用玻璃铺马路（以取代沥青），用植物生产塑胶（以取代石化产品）……。我们看到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即使在即将到来的“资源转化的年代”中也将会居于支配地位，雄踞于世界市场。这是因为，在世纪中叶，还是他们掌握着那个未来时代的“先进技术”。从根本上讲，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资本，而是技术！
　? 的历史证明，任何时代，都是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君临天下，领导世界。美国所以颐指气使，不是主要靠有钱，而主要依靠拥有先进技术，海湾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人认为，有了资本就可以买来技术，可以收买技术人才，因此技术是资本的奴隶。而中国即使粗放地发展经济，只要有了钱，把蛋糕做大，什么都好办，教育也好办了。但是，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中国的皇帝也曾经很有钱，在“洋务运动”中他们买到了先进的技术和技术人才了吗？19世纪中国引进机器工业比日本早10多年，20世纪中国提出 “义务教育”（至今还没有真正实施）则比日本晚100多年，日本是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但中国始终没有掌握比日本更先进的工业技术。就是这么可怕的历史命运！
　　而今天现实的中国仍然是个“技术落后国家”。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目前申请的专利，绝大多数是所谓“小发明”。我国在技术上至今没有“横刀立马，纵横天下”的气势。
　　今后的岁月里，渐渐地，用惯了的“旧资源”即将告罄，人们正在并迫不得已地寻找新资源、特别是开发新技术以适应新的资源条件。在这样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我们中国人不能再糊涂了。第一，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资源的节约；第二，我们必须注意进行“有预见性”的技术研究，以避免在“现有资源”走向极其匮乏的时候措手不及，从而给中华民族带来由于“失算”造成的、不应有的惨重损失或经济灾难。
　　从理论上讲，“资源”应当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要看它们是以何种形态存在、以如何的技术来开发和利用它们。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目前还特别要注意“资源节约”呢？

　　因为如果我们节约使用现有能源和矿物资源，并不是说就可以避免使这些自然资源用光殆尽，但是，可以延长这些资源的使用时间。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寻找“新的资源”和使用新资源的“新的技术”。请各位记住：如果没有“新资源”和“新技术”这两样东西，人类就肯定会迅速灭亡的！人类灭亡之后，今天再热闹的东西都没有了意义。
　　我认为，一方面是发现新资源，一方面是要支持那些“有预见性”的研究、开发新技术。只要今后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机能”，中华民族的生存就有了“根”。否则就是沙上建塔。对于“新资源”，也须有“新技术”才能发现、开发和利用。因此，能否占有“新技术”，的确将是民族的生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有支援“新技术”的组织、资金和有效的工作。应当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投入注意力和研究资金呢？我想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首先，“新资源”究竟可能是些什么？
　　1、例如能源：油气资源消失后，煤还能用100多年，煤的液化和煤化工发展技术如何：“天然气水合物”的储量究竟如何？开采与使用的可能与现实，其温室效应比石油大8倍如何解决；汽油柴油等消失之后的“氢经济”及其技术问题；矽如何成为能源；此外，没有了柏油后，用什么材料铺路和修路，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交通运输”；没有塑胶的原料后，涉及人类日常生活的大量有关用品将如何制造；等等。
　　2、例如金属材料：技术专家认为能够取代“金属材料”的是些什么物质？那些具有优良坚韧性和延展性的物质资源应怎样发现、开发和利用？
　　整个发电和输变电在没有了铜矿以后，将会怎样？微波技术能否解决问题？
　　许多特种性能的合金材料将如何解决？
　　巨量的、各行各业的、各地的金属制品将如何找到替代材料？
　　等等。
　　但是我讲的这些不同意见，经济学家们是不喜欢听的。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有了万能的“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把经济发展拨弄到“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学家认定只有“市场”二字能够救中国。但是，这事仔细想想，还是有点悬乎。因为，首先“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引起资源的节约。相反，由于市场的“盲目”，还会自动带来资源的浪费。人们凭经验就会知道：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销路是否好，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即使在有了电脑和网路以后也依然是这样。所以，这不是“暂态反应”，不像实验室的物理化学试验、变化是“暂态”的，而是一种“延时反应”。在“延时”的过程中，资源的浪费就会不可避免。特别是农业，农民种的东西好不好卖？除了少量“按订货”生产的情况外，播种的时候大都不知道。“惊险的一跃”后，产品变成了商品，才知道有些是不好卖的，结果东西烂了，资源浪费了。
　　在工业生产上，中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有个特点，就是：低技术，小企业，一窝蜂。一有了被认为有销路的专案，大家就一窝蜂挤着上。国家计委早已经发现了“项目小型化、投资分散化、产业趋同化”这个中国特色。但它始终在中国就这么“特”着，浪费着资源，许多年没有大变化。我曾经怀疑这是中国二千年“小农经济”的传统使然，至今没有解惑。一窝蜂的结果，是快速浪费资源。另外，假冒伪劣的横行，也毫无道理地浪费着宝贵资源。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都是宝贵的资源变来的。假冒伪劣成了中国经济的癌症，而且在东欧，他还成了中国商人的“招牌”，昭示着中国的一些商人是多么丑陋。现在，在“私利”面前，许多中国人已经是不要“面子”的了。所以，面子是否还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语），已很难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我看，“私欲横流”与人类的延续趋势相悖。
　　（二）中国人应当预计到二三十年后将发生的“世界贸易”的情景。
争夺资源，就是争夺生存条件。如果是文明的、在商业竞争中争夺，这就很好。如果因资源发生战争，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国防仍是保护民族生存的绝对重要的一环！争夺些什么？不少人预计21世纪主要争水。但我看，其他资源也会成为争斗的由头，不可不防。如果文明的人类仍旧能基本在“贸易”的圈子里争夺资源优势，那么谢天谢地，但我们也应当做好出现更复杂情况的准备。
1、是价格问题。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难点。由于矿物资源情况将出现大的变化，一些重要的金属材料或矿石在一段时间里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黄金之类实际“使用价值”不高的金属物质会反而便宜。因为许多金属都成了“稀者为贵”的时候，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也没有多大必要。对国家黄金储备的“安全性”要加以研究，不要到时候吃亏。
2、重要的是，要查清到底有多少濒于灭绝的金属品种，而这些品种和数量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现在的世界，尽管有WTO，但在20-30年间拥有资源的国家（石油和其他高品位矿产）可能会出现“限制性”措施，即使中国已与资源国家共同开发某种资源，在出现“资源危机”时WTO能否顺利解决争端？也还是问题。
　　“自由化经济”将接受考验。物质资源的匮乏将会引起些什么，应预做准备。
　　从20来年后到50年内外，也就是中国经济希望“超日赶美”的这段日子，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日趋严重，世界市场上的资源价格将会日益昂贵，这对于中国一个既乏资源，又没有先进技术的人口大国来说，很有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三）在金属资源日益枯竭后，整个“消费经济学”将可能会重写。
　　我预计，在今后几十年里，生产领域里必将走向“高效率”和“大规模”。由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日益减少，到了一定量时候，物质资料生产上的“中小企业”，将势不可免地走上末路。
　　这就出现了一个绝大的问题，雪上加霜，这就是就业问题。在我去年完成的一本书稿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录在下面，以飨读者（有说错的地方，也可以痛加批评）：“一方面，大量人员正在下岗；另一方面，新的寻求职业的人们又正大量涌进社会。例如，1998年仅全国高校毕业生即达106万人。除了电脑方面的职业，就是如有关生态环境这样的少数专业还正张开双臂，等待求职者。大部分专业的职业寻觅者发现他们往往告求无门。各国家机关一直在进行'机构改革'，进人冻结；国家大中型企业也正处于'兼并'和'减员增效'的热潮中，除了少数特殊需要的专业外，进人也很难；外企倒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适合有能力的青年伸展腿脚，可是也不可能有很大的需求；现在就是小企业和私营小店，供大学生就业的门子也很不宽。此外，还有大量中学生、城市无业青年、进城的农民工，都在寻觅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据估算，21世纪开始后未来10年里，每年涌进社会的新增劳动力都将在1000万人左右。在2000年，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1- 2亿人，全国所谓'农民工'已达8000万人正在各个城市里流动着。他们是新的血液，也是必须面对的新的就业压力。
　　“据国家公布，从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间，我国的城镇人口从35174万人增长至38892万人，共增加了3718万人，增长10.6％，但是同期，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只增加了1921万人，从19093万人增至2101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就业1.9％。尽管我们一直宣传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左右的骄人的增长速度，但我国就业率并没有相应的增长。1996年的就业增长率为3.8％，而到1999年时仅为1.9％，增长趋势不走高，就业总量提高也慢，使人们大大感到失望。??从513万人增加到612万人，增长达19％，平均每年增长4.53％，增加总量还是不多；这期间，私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从485万人增加到1053万人，有了极大的增加，增加总量为568万人，据计算，每年平均增长21.4％，的确是不低；城镇个体户仍然人多势众，共有 1560万人增加到2414万人，但算下来，每年平均增长11.5％；而国有单位从11261万人猛降至8572万人，减少23.9％，平均每年负增长 5.5％，但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也大量下降，比国企更甚，从3147万人降至1712万人，减少45.6％，但是1999年的就业人数总量，仍然超过了外企、私企和台港澳企业雇用人数的总和。国企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总计9969万人，大大超过私企和外企总计1665万人，再加上个体户的2414万人的总和。若私企、外企要把国企和集体职工都”消化掉“，还需增加3.99倍的就业人数（若每年其就业与我国经济增长率速度一样，长远保持8％的增速，还需要23年可以完成1亿人左右就业）。就是说，经济学家们将扩大就业的重担放在私企和外企的肩上，学者们的愿望可能要落空。外企5年间增加就业人数只有99万，私企5年间不过吸纳了568万人，而同期个体户人数增加了854万人，大大超过私企。个体户经济是更加没有效率的经济，即使多增加了些'就业'人数，也未必算是出现了喜人的就业形势。”
　　因此，从世纪末至新世纪以后，城市“吸纳”新的就业者的能力是不乐观的。

　　这里写了这么多，是想说明中国就业形势的险峻。
　　在新的“资源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业形势是否有了好转的契机？完全没有，显然，它将更为严峻了。我认为，在资源殆尽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学家20多年来支的两招，即私企、小企、乡镇企业，再加上一个“发展小城镇”，都是歪招，都是误国之策。
　　“私小乡”三企，目前绝大多数都是“生产性企业”。如上所述，这三种企业，是在以环境生态为代价，狂费资源，才吸纳了1000-2000万“城里人”，乡镇企业暂时容纳了1.3亿“农民”。但这条“产业之路”很难走下去，道理很简单，资源没有了。他们熟悉的生产手段如“机加工”这些落后技术，也都在几十年里完全过时。
　　那么，这1.4亿劳动力，还有其他3亿等待脱离耕作的农民，怎样就业呢？怎样找饭碗呢？就是说，怎样活下去呢？这是绝大的中国问题！也是绝大的世界问题！
　　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始终改不了旧思路和顽固性，死抱着几本洋书不放，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新的思路是什么呢？我认为：
1、从今开始，必须对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性”企业严加控制。一切生产性企业都必须高技术、高效率、低消耗。中国的“热效率”比日本低8倍，比美国低6 倍，甚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低1倍。的确，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热效率的根本问题，是难度较高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时髦和易行的“管理问题”。
2、今后，劳动者将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在产业部门就业；相当大的部分在WTO中所说的“服务贸易”的行业中就业，这是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保护资源的关键；还有一部分则是“就业后备军”，即得到失业救济、并接受职业训练的“失业人口”。现在“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口太多，资源不堪重负，是伤筋动骨的办法。这只能更快地挖去民族生存的座基，此法不可取。
首先应当砍掉的，是挖掘或使用各种矿物资源的小企业。其次逐步淘汰的，是高能耗、高物耗和品质低劣的小型生产性企业。最终自动灭亡的，是那些以出售“伪劣产品”为生的小型商业企业。这样，在消耗矿物资源问题上，中国的经济就会逐渐健康起来。
　　产业部门应当尽量吸收高素质的劳动力，也应有较高的报酬。应当改变“生产领域苦”、但“流通领域富”的不合理局面。产业部门的高效，将是人类资源消耗的福音。
　　最大量的就业人口，应当在“服务贸易”领域，由此也可以看出“小城镇”的局限。为什么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95％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一方面是产业的大型化，另一方面，因为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有那么多“服务贸易”岗位。历史的自然发展，有它本身的必然性。小城镇没有这么多“服务贸易”性质的岗位，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扑在小城镇上，把他们都建设起来了，但小城镇再多，无法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况且小城镇建设起来很浪费，容易形成宗法社会，教育和资讯落后，都是难以避免的。显然，小城镇没有大城市的效率，却有着比大城市高得多的“单位建设成本”，例如上下水和城市基础设施都得搞，但是没有“规模效益”。小城镇，一个“小”字很合乎“小农经济”心理。中国是个大国，希望中国人还是抛弃它吧。
　　在大城市中的极为复杂的服务行业，“小企业”将会继续存在。未来，经济活动将分为“物质生产”和“服务贸易”两大类。已经使用习惯了的资源没有了，没办法呀，物质生产也只好“精细”起来，大量的就业人口肯定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我们可能还会拿回历史的主动权，而不总是闷着头过日子，不知今夕是何年。

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谭雅玲周二指出,目前人民币升值已超出自我承受范围,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及长远发展,因此政策管理层可考虑在合适时机采取一次性贬值对策,打消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维护中国经济调整和企业利益需求,保护中国金融主权、财富资源以及政策自主性.

她指出,人民币汇率从2005年汇改以来已达到18%的升值幅度,但中国想通过升值来解决的问题未见缩小反而扩大和加重,包括了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投资过度等.甚至还有观点建议推进人民币更快的升值以抑制通胀,但事实是人民币快速升值,通货膨胀却又快速上涨.

"货币升值不可能消化通货膨胀压力,舆论和预期是在刻意推高人民币,而不是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以及金融矛盾."她称.

她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放弃了单一钉住美元,转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带动了国际格局的转变,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有一定影响,这或许是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受到阻击的重要背景与原因.

她称,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美元贬值与人民币升值是最为瞩目的焦点,但两者的收益和损失结果完全不同.美元贬值促进和缓解了美国经济金融结构矛盾,金融市场长期关注的美国双赤字已经通过货币策略得到改善.

"美国贸易逆差从2006年的7,800亿美元下降为2007年7,000亿美元,同期的财政赤字则从2,400亿下降为1,600亿美元,包括美国就业状况的改善与美元贬值策略有密切关联."她指出,美元贬值是美国损人利己策略的体现,是美国内外战略策略的组合.

坚决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

谭雅玲指出,人民币不断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预期指标的推进.今年以来,一些外资金融机构不断推出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预期,不仅上升幅度超出中国汇率改革以来的预期目标,而且也超出中国目前经济金融压力的现实.

"人民币升值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环境和政策调整意愿和需求的反应,更大程度上来自外资预期人民币升值幅度与指标的作用."她对此颇有微词.

"作为非常先进、规范、经验丰富甚至被中国市场借鉴与效仿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而言,他们的货币价格上升与下降是依据经济形势而定的政策和对策,他们并没有对汇率水平低估或高估的指标预测,只是区间上下水平的估计"她称,"但目前一些在华机构却将人民币升值预期由年初的10%变为调高至15%,完全违反事实和脱离现实."

"但这种违背国际金融趋势的预期,却刺激和拉动了人民币升值的心理预期."她称.

她提出,目前成熟的发达国家以及相对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都在用货币贬值或政策干预控制自身货币升值,中国尚处在不成熟、不健全以及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过程,人民币单边升值是否不适宜或不妥当?

她建议,是否可以考虑主动贬值的干预对策,以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但时间和条件对于中国货币决策层相当重要.

"一次性人民币贬值是打消预期的重要措施,是表明中国汇率态度的重要对策."她称,而这种做法并没有超出国际惯例与趋势,不必过于担忧国际舆论的谴责或压力,因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就是这样应对美元贬值的,美元也是这样应对自己内部和外部的.

    咱也出过国，咱也在国外拿过硕士学位，欧洲、美国咱也常到，但可惜就是没有英文名字。为什么？没必要啊。没有哪个老外问：你有英文名字吗？倒是中国满大街的“Marry”, “Sherry”, “Edward ”，这些名字像***一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有些小白领却甘之如饴。CCTV-9有个叫芮成钢的，就是叫星巴克搬出故宫那个，人家英文比你们好吧，人家接触的外国人比你多吧，你去看看人家有没有外国名。

　　 在办公楼里拣了张身份证，招领了半天才知道，原来就是一个公司的同事。小脸抹的跟照片完全不一样。给她身份证时说：原来你叫XXX啊，我原来以为你爸妈给你起名就是玛莎呢，不好意思。前台接电话：你好，我找XXX。前台小姐一脸茫然：XXX是谁？您找哪个部门？电话：我是她XX！前台小姐冲办公室内喊：谁叫XXX？办公司里：我，我，转8080。前台小姐一脸鄙视：早说是找“Ricky”的不就完了吗。

　　 打电话给别的公司：你好，我找市场部负责人。接电话前台：我给你转“Laura”吧。接通：你好，是“Laura吗”？（心里真别扭，俩中国人交谈得喊洋名字，还好不用说英语）。谈好了，约见面,一个四十多岁满纯朴的大嫂（心里想，您何必也取个洋名呢？）

　　 真不明白，一个十几个土生土长中国人的公司，为什么人人都以英文名字相互称呼。是你的中文名字太土？还是觉得英文名字上档次？就算你们有点国际业务，也请你把洋名字留给洋大人吧。请把你的中文名字理直气壮地告诉给你的中国客户，你的中国同事吧。拜托！这些英文名真是太俗了，给汉语名字的意境没法比啊！

　中國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日前指出，中國大陸將形成10大主要的城市群，承擔起半數以上的GDP，而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經濟圈，未來20年內仍將繼續主導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肖金成上週末(26日)在其「中國區域發展戰略與中部崛起」的專題報告中表示，中國大陸將形成10大城市圈，並成為支撐經濟發展的十大支柱。「長江日報」引述他的看法指出，未來十大城市群將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山東半島、遼中南、中原、長江中游、海峽西岸、川渝與關中。

    相關統計指出，這十大城市群的總土地面積，占了全中國大陸的9.99％，人口則佔了35．02％，而其所創造的GDP，在全中國大陸的比率則更是達到52．83％。肖金成認為，十大城市群以不到10分之1的土地面積，卻承載了3分之1以上的人口，更創造了2分之1以上的GDP，因此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未來發展潛力來看，這十大城市群將會創造出更多GDP來。

    肖金成並認為，未來20年內，長三角的腹地將繼續擴大，浙江、江蘇、安徽等地區都將進入長三角城市群的範圍。而珠三角地區則將和香港、澳門完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規劃，將有更大的成長空間。北方的京津冀城市群，則因各大城市特色不同，互補作用較為強烈，在天津濱海新區開發之後，京津冀更將成為國家戰略中心。這三大城市群，未來20年仍將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央行在2008年04月10日将中间价开在6.9920，已被市场解读为央行“主动升值”的重要佐证。“7”的大关被破，也标志着人民币在升值之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美元的走弱和热钱推动仍是推动人民币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至昨日，人民币今年升值幅度已达到4.3%之多，折合年率已高达16%，且仍然维持今年升值幅度可能在8.5%至10%的观点。参考2007年6.86%以及2006年3.4%的升值速度，10%已堪称大幅加速。在投资国外投资者的眼中，人民币投资机会凸显，现在投资人民币是最安全的选择。

央行副行长易纲在近日称，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有利于增加进口，抑制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将进一步发挥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中的作用。但他强调，应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和就业的影响。

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将给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深重影响，由于不同行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敏感度不同，相关上市公司所受影响也会有所差异。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整体来看，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产销量可能因为产品价格上升而缩减，从而导致经营业绩在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而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企业则会因为原材料成本降低而不同程度受益，如房地产、航空、高科技等产业。从这个角度讲，人民币升值“破7”，将会推动上市公司股价走势呈现更大分化。

在股市里，人民币“破7”受影响最大的9大行业：

1)航空业：

受益匪浅。作为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的行业，航空业可以说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国内航空公司持有大量外币负债，尤其是美元负债。人民币升值会增加航空公司的汇兑损益，此外，升值带来的航油、航材等成本的下降也将使所有航空公司普遍受益。但在竞争比较充分的情况下，能给航空公司带来的业绩增长非常有限。

2)银行业：

总体影响有限。人民币升值对银行的影响主要有5个方面，即资产负债净额、资

产负债币种结构调整、收入结构、资本充足率以及来自客户的间接影响。从收入结构上看，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各银行的汇兑收益增加，外汇理财风险上升。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币资产贬值导致资本减少；二是汇率风险加大，使衍生产品的市场风险增加，从而扩大风险资产总额。

3)石化行业：

影响稍偏正面。石化行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大宗原材料部分，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会直接构成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但是，不同子行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人民币升值对这些子行业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石化产品，我国基本上是以进口为主，例如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原料，在这方面的优势是资源，而不是技术。因此，人民币持续升值必然进一步强化附加值高的产品进口，提高国际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与此同时，资源类化工产品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压缩。

4)钢铁行业：

中性偏良好，但影响程度有限。汇率调整对钢铁行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原料进口和产成品的进出口。对于产成品的进口，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导致进口产品的价格下调，如果忽略交易成本，汇率升值的比例即是进口价格下跌的比例。对于产成品的出口，人民币汇率上调将产生不利影响，削弱国内产品出口的动机，但程度也很有限。

5)房地产行业：

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扬。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内资和外资对房地产的需求，并且外资需求效应大于内资需求效应。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提高房地产公司存货价值，降低建筑成本。汇率变动和房地产价格基本成正相关关系。在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中，物业持有类的上市公司如金融街、招商地产、小商品城、华侨城等，以及拥有大量土地储备的上市公司如万科、金地等都将最大程度上享受到汇率升值的好处。

6)纺织行业：

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整体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纺织行业有较大冲击，但龙头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且与国际厂商和零售商的议价能力较强，因而受升值的负面影响小于全行业。根据相关数据，纺织行业的国际依存度是40%，而服装行业更高，仅从产品价格而言，人民币升值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外情况是我国的毛纺类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所需羊毛70%以上从澳州等地进口，产品以内销为主，因此，这部分上市公司将受益于人民币升值，如江苏阳光、凯诺科技、三毛派神等。

7)电力行业：

总体影响正面。部分电力公司将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公司外币负债大于外币存款，升值获取汇兑收益，如漳泽电力、华能国际、国电电力、上海电力和申能股份等。燃油发电机组重油依赖进口，升值后燃料成本压力略有缓解，如深南电和深能源。总体看来，多数发电类公司产销均在国内，人民币升值对发电业务直接影响不大。因此，除个别公司外，人民币升值对相关电力公司名义利润影响不大，且相对间接。

8)有色金属行业：

利好因素居多。对于矿石进口比例较大的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来说，人民币升值是个很大的利好，尤其是那些原料以进口矿石进口、产品以内销为主的上市公司。每年我国有色金属矿石的进口额度接近200亿美元，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向上调整，将有效减少以人民币计价的相关上市公司矿石进口成本，增加企业利润。

9)商品零售类企业：

直接受益。人民币升值在降低进口商品价格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内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使商品零售类企业直接受益。

人民币的“破7”，或许意味着中外企业必须直面重新洗牌的压力。一方面，在我国税收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对国内产品出口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进口商品价格，既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减缓了国际短期套利资本的冲击。另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人民币的单边升值肯定会在就业、外商投资等方面给企业带来压力，而这些对企业业绩‘利空’的消息肯定会影响中国股市，要对本来就已经‘弱不经风’的股市的新一轮下跌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预计今年内这一升值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决定人民币币值的诸多基础性因素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但从中期来看，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同时，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应当根据当前形势趋利避害，适当调整应对策略，做更多准备。

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点肉吃。结果猪价涨了。
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
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说：你终于得道了！万里长城万里长，烈日炎炎心哇凉。

年年ＧＤＰ上涨，据说全民奔小康。
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
遥望楼盘空幻想，一年能买几平方？
财政气粗是大爷，银行有奶就是娘。
管土地的是霸王，工商税务两条狼。

电老虎，水阎王，
公检法，是流氓。
白衣天使黑心肠，
交通警察象蚂蝗。
当官的，喜贪赃；
掌权的，没天良。
电信局，如暗娼，
乱收话费更猖狂
教育部，是明抢，
人民群众像羔羊。
咱们工人有力量，
三千万人齐下岗。
苦了十亿老百姓，
富了一群白眼狼！

中国现状: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
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
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
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
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
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
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
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

总结：八个大字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多传传，让领导人们看看，人民的呼声。
沙僧说：大师兄！现在二师兄的肉比师傅的肉都贵

"面对黑色富豪的堕落,不过是"成王败寇"的表象.

相比平凡的人生,他们都成就了极其成功与积极的一面.
同时对于他们的过,也不能仅仅一面地全部加给他们个人,难道国家不应该反思并承担责任吗?
仅处罚个人,但国家却不承担责任,这样的国家与政府是极其危险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谁有权谁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与过错"!

我认为"只有当我们的国家,面对全中国的百姓公开地同样平等地承担起它的自己的责任与过错时,我们中国才真正地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否则不过是一个"强权的政府"而已,谈不上任何强大与伟大."

1)中国10大黑色富豪之唐万新

唐万新:最后一个“庄家”倒了

唐万新在中国股市操盘手的心目中是“千年难遇的奇才”，但他的野心却吞噬了自己也吞噬了德隆。

2004黑色语录

★针对德隆控制的“老三股”股价与企业价值是否相符的问题，唐万新曾经霸气十足地回答：“不仅是相符的问题，而且是被严重低估了。”

2004年12月17日，作为近几年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德隆集团的核心人物，唐万新被正式拘捕，旋即坐火车由北京押解到武汉。这个40岁男人的一生或许就此暗淡了。

在过去的18年内，唐万新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零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所有的金融工具它都几乎一一囊括。

但是时至今日，外界尚不能全窥德隆堂奥。大体的判断是唐万新借产业与金融两个翅膀来为他从股市上谋得暴利。而唐万新失败的原因也被认为是：德隆通过各种委托理财以及从各类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所得款项一面维持其所控制上市公司的股价，一面从事产业收购以为所谓的产业整合输送炮弹，由此塑造上市公司形象。但是随着股市多年持续低迷以及宏观调控致使德隆资金链断裂。原德隆国际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的结论是短融长贷的产业整合之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他大气果断，商业感觉好，所有关于德隆命运的重大决策都是围绕他一个人的认识进行的。”认识唐万新18年之久的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唐立久说。

个头不高蓄着八字胡的唐万新形象确非儒雅：他喝酒只喝伊犁特曲，一年翻来覆去就两套衣服，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当别人提出其八字胡有损形象时，祖籍重庆开县的他会回应说：“新疆人，不留胡子，不是男人。”

大学肄业的唐万新1986年春天开始了其宏大事业的起点彩扩业务。尔后又干过许多小本生意。这些创业探索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1992年，几乎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同步，唐万新涉足股市，并展露超强才能。他通过广为收购一级半市场的职工内部股，以及雇请大批人马远赴深圳认购新股的办法，夺金无数。

1993年初开始，唐万新先后涉足房地产、歌舞厅和农业。1995年，唐万新考察加拿大的农业、工业和金融业，并在当年成立了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

此时，德隆做实业尚不成模样，但是已经成为股市上有名的大户。1996年底的中国股市因为对大机构监管力度的加大而风声鹤唳。唐万新从这年起改变了其股市博弈方法，他通过控制上市公司来坐庄谋钱。新疆屯河、湘火炬和沈阳合金这些后来被称为德隆老三股的上市公司相继被唐万新收购。

德隆对外宣称自己开始了产业整合的伟大实践。德隆确立了“做产业”——万新的表达是“份额投资”——宏大思路：通过国内外并购、托管、委托加工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

产业整合需要大量资金，而维持老三股股价稳定更是需要大量资金。唐万新大量进行委托理财同时涉足金融行业。但是最终资金链断裂不能继续托市，德隆帝国坍塌。

现在讨论这些对于唐万新本人已经没有意义了。无论如何违法集资不能回避，而操纵股市的罪名或许也不能脱逃，德隆危机之后，唐万新曾经偷渡出国，但是最终返回面对现实。1980年代唐万新曾经欠债50万元人民币。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他召集债权人开会，表示三个月内还钱，“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信不过我，就送我去监狱”。据称，为了表示自己不会跑，唐万新每天都到债主家门口报到，最后还债时间仅仅比承诺晚了十几天。

2)中国10大黑色富豪之周正毅

在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周正毅仅以5.5亿元的资产排名94名，但因为一次香港渣甸山豪宅130万港币现金被窃案而浮出水面的他却被不少人冠以"上海首富"的称号。这位在上海一直低调可在香港却几乎"透明"的富豪旗下究竟是怎样的资产王国，很多情况都不为人所知。可是他买名表开名车的作风以及和多位香港明星有染的传言都令他愈显神秘，也成为上海人饶有兴味的谈资。

2002年9月，一家新店铺在梅陇镇广场开幕，很平常的一件事，却引发了一阵娱记骚动。

那是一家名叫"英皇钟表珠宝"的奢侈品专卖店。虽然店里的世界名表个个都价值不菲，但显然不是它老板手里最值钱的"产品"。

原来这家"英皇"和香港风头最劲的"英皇娱乐"的老板是同一个人：杨受成先生。他旗下的那些娱乐明星像谢霆锋、陈冠希、容祖儿之流，都是现今香港娱乐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今天的热闹场面，便是因为容祖儿要来捧场，导致上海娱乐圈记者蜂拥而至。

离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底楼大厅里已经汇聚了不少名流。除了一些钟表、珠宝界以及本地时尚界人物外，记者还认出了教育界的前辈高人蔡光天和文学界的名人程乃珊。可见这家公司真的很有号召力。

然而，这些嘉宾显然都还不是本刊记者今天苦苦等待的主角。

当真正的主角周正毅穿着一身娱乐味很浓的条子西装，扮着一个类似贝克汉姆的发型，既不威风凛凛也不相貌堂堂地从外面走进来时，没几个人注意他。

2000年，因为一次香港渣甸山豪宅130万港币现金被窃案，浮出水面的周正毅被冠之以"上海首富"的称号。尽管在《福布斯》榜上他仅仅以5.5亿元的身价排在第94位，尽管他旗下的商业王国究竟有些什么项目都不为人知，可是在香港媒体嘴里传出的上海首富的名头还是让他成了上海人饶有兴味的谈资。

关于他的财富故事非常多且刺激。比如说他是上海第一位开法拉利跑车的富豪，还有数辆宾利、林宝坚尼超级跑车。再比如说香港八卦媒体传言他和女星江希文、杨恭如等有暧昧关系，和"败家婆"章小蕙为邻，物质生活多姿多彩。更多的传说则是他热衷于把自己和老婆打扮得金碧辉煌，买过11克拉的钻石给老婆，自己也是从手表到皮带扣都镶钻包金。

看得出，周正毅和"英皇"的大老板杨受成关系非凡，两人不时交头接耳或相视大笑。杨呼周为"周公子"，周则向杨一一介绍到场祝贺的嘉宾。一位静安区的高层领导告诉杨受成说："周正毅现在正在开发我们区里规模最大的一个楼盘，也是上海市规模最大的旧区改造项目，规模比古北新区还大，明年就要开盘的。"

杨大笑着说："到那一天，我让容祖儿、谢霆锋和陈冠希他们三个来捧场。"

那位领导诧异地说："谢霆锋不是退出娱乐圈了吗？"

"哪里哪里，一定会来的。"杨受成淡淡地说。

从5.5亿到150亿，"首富"究竟有多少钱？

"一年以前，杨受成先生邀请我担任上海英皇钟表珠宝总裁一职，共同发展英皇在上海的事业，我立刻就答应了，因为我们都看好上海的高档产品市场……"周正毅看着稿子在台上宣读他的就职演说。

一个身价甚巨的"首富"级人物居然会屈就担任一个钟表店的总裁，很多人士表示不解。但一位熟悉其中内情的人士透露说："不要小看钟表珠宝，他们代理的全是瑞士最顶级的产品，在中国内地一年的毛利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即使首富也动心。再说，周收购A股公司海鸟电子(现已更名为海鸟发展)时用的正是一个名叫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的企业的名义，可见他在珠宝这一行里有比较深的介入。"

大钱小钱都不放过的富豪周正毅究竟有多少钱？这是很多媒体记者追问过、猜测过的问题。答案从《福布斯》的5.5亿人民币到外界猜测比较多的120亿元，当然，这肯定是指资产而不是现金。然而对以上猜测，周正毅都表示不够准确。

早前在《福布斯》榜公布排位把他列在第94位时，他就曾很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我家族全资拥有的上海农凯发展，在上海以发展房地产及基建为主，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每年营业额达40多亿元。我投资了一些公路项目，数十亿元。我数年前买入的伦敦广场，当时每平方米不过4100元，现在市价已值2万元一平方米，利润达5个亿……这个项目我真的赚很多钱，有一点不好意思。最新购入的静安地皮，总销售面积约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周正毅开口闭口就是小则数亿元，大则数十亿元的生意。

然而当记者直称他为上海首富时，他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上海首富，上海的有钱人多的是，我现在想的不是怎么赚钱，而是怎么做人。"

其实，关于周正毅的财富脉络，一直是外界很想知道又得不到答案的事件。为《福布斯》编制富豪排名的的胡润就曾表示："……比如第94名的农凯集团周正毅，我听说他是某个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控制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名片上有10多个头衔，但具体的资产情况几乎无从查起，我只是根据农凯集团8亿注册资金乘75%估算了他个人至少5亿资产的数据。前两天，我好不容易又找到了一个有15亿资产的，但重新排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放到明年了。"

搞不清周富豪究竟有多少钱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做事情的手法非常神秘，有时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点"两面性"。

比如这次"英皇秀"，在事前由公关公司发给记者的邀请函中，明确地写着"首富周正毅助阵明星容祖儿闪亮登场"的标题。舍"上海英皇总裁"头衔不用而用"首富"这个仅仅是传闻中头衔，让人感到其中炒作的成分很浓。

还有周对待上海和香港两地媒体的不同态度也很有意思。他曾在2002年6月邀请香港各大传媒及基金经理到上海参加两天一夜的"上海首富真人秀"。考察期间他不仅自爆150亿元的身价，还大力推介自己的农凯集团，甚至于在席上公布自己在静安区打造房地产巨舰，搞得风生水起。然而，事实上那次"秀"的结果似乎并不佳，因为很多媒体反而对他产生怀疑。《壹周刊》就认为他的资产中仅有两分真实，八分悬疑，太过离奇。《壹周刊》怀疑的理由之一就是"上海首富请客，内地媒体的身影却一直不见，可见他的影响力不够。"

其实，香港记者的这个怀疑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事实上周正毅在上海媒体面前从不露面，刻意保持得非常低调。在外面造势，在本地赚钱，周正毅的这个诡异手法的确令人费解。

"首富"之手伸向五大行业

从周正毅目前控制或参股的企业来看，也彻底体现出他"变幻莫测"的理财手法，实在很难看出他究竟有多少钱，是不是上海首富。

他对外声称参与的行业有五大类：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产业、金融、贸易、农业和高科技产业。

其中，他目前的主业房地产行业主要是由他全资控股的上海农凯集团操作，但又和金融版块里控制的A股公司海鸟发展与英雄股份联动。农凯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就有古北伦敦广场、外滩附近的兴力浦大厦、日航龙柏饭店、兴业大厦、中山公寓、联鑫虹桥苑等，其还拥有芦潮港、佘山、泗泾、虹许路等地区的土地储备共900多万平方米。农凯集团还投资了不少的基础产业，如洋山深水港配套项目沪芦高速公路的投资，该高速公路全长69.4公里，总投资28.5亿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政府背景的上海城投为最大股东，占30%股份，而周正毅的农凯集团投资2.5亿，占25%股份。此外，农凯甚至拥有饮用水项目"碧纯"及其电子商务网站。

金融行业则包括他在上海证券市场控制的海鸟发展以及英雄股份，还有在今年上半年相继在香港市场上收购的香港盈荣和建联通。此外，他还间接参与了福建兴业银行并改组了两家券商即大通证券和富友证券，他还有不错的期货交易经历，最近还有传闻说他会收购一家期货公司。而这些金融行业互相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资金链，同时，这条资金链也为他的其他行业起到相当的辅助作用。

其他3个行业则显得相对简单和次要一些。比如高科技产业主要是农凯和复旦、交大等合作经营的"上海高校产业集团"；贸易方面主要包括他投资参股的一些进出口企业，如茶叶公司、机械进出口公司等；农业方面则相对重要一些，他成立了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和上海小城镇开发集团，这两个集团除经营农业食品如大瀛鸭外，也涉足房地产，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集团更和"英雄股份"有牵连。

虽然这些行业的脉络还算比较分明，但由于大部分产业不是上市公司，尤其是资产最庞大的农凯集团资产状况神秘莫测，令得记者无法搞清具体的资产状况，而其公司里的职员均小心谨慎得很，每逢记者打听相关事宜，总是一句"老板的事情我们不清楚"。

世诡秘难测，穷小子廿年打拼成富豪

在今年6月份的那次"首富真人秀"上，周正毅对着众媒体"忆苦思甜"了一番，虽然其中存疑问的地方不少，但从穷小子到亿万富豪的经验还是让人若有所悟。

1961年，周正毅出生上海杨浦区，家境贫困，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靠在国有企业做工人的父亲养活一家七口，所以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十七岁出来打工，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1978年，打了半年工的他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户小老板。80年代，周和太太经营过一阵子小百货。其后，他与太太毛玉萍分别去实现自己的香港梦和日本梦，太太到香港打工，而他以读书为名，带货到日本卖。他对媒体说："当时带的货很多，都记不清楚，好象是101生发水。

1989年，周正毅又杀回上海，开设美通饭店，并且经营桑拿和卡拉OK。不过，真正赚到第一桶金的，还是周正毅与太太于1994年合力开设的黄河路上的著名饭店"阿毛炖品"。据他说，当时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直到今天，虽然周正毅已经不把区区一个饭店放在重要位置，但阿毛炖品仍给他带来一年几百万元的利润。

1995年是周正毅开始从"个体户"向"投资家"迈出关键性一步的年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正毅倾囊投资，获利数亿。"当时大概是95、96年，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们就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职工股，应该有五、六十间，多到我都记不起。那时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全部卖给我们，等到一上市，就由几元升到几十元。我记得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2、3元一股升到20多元。最多的福建九州收了约二千万股，当时上市的国企，个个都赚大钱的。"

从这一刻起，"低价买进别人不要的东西，再等时机高价卖出"的投资思路便贯穿了周正毅此后的商业生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连蓝筹股都跌得无人问津，而刚刚在当年10月成立了农凯集团的周氏夫妇则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他们大量购买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老超人旗下的蓝筹股，不久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获利数亿港币了结。

与此同时，周正毅还看中正处于低潮的上海房地产。他的农凯集团一成立，就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一亿元完工并装修，现市价已达5亿元，比他的投资翻了一倍还不止。另一个他经常提及的手笔则是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同样追加一个亿完工并售卖，据他本人说也获利5亿元以上。

此时，身价过亿的周正毅开始营造自己在香港的富豪生活。1997年8月，他以6200万港币的价格购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又购入价值200多万元的极品汽车宾利一部，从此迈入香港上流富豪圈。1999年4月，他以8600万元购入渣甸山900多平方米的的豪宅，装修花去3000万元，并与刘銮雄等香港著名富豪为邻。2000年该宅被窃，从此便传出他"上海首富"的名头。

进入2002年，周正毅再次掀起香港市场上的"金融风暴"，先后在1月和5月收购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媒体对此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有人称"周终于从娱乐版富豪变成了财经版富豪"，也有人则指称"周谈股票时喊代码而不喊名称，炒家味道很浓"。

周正毅向"盈荣集团"(1104HK)原大股东"凤麟"收购74%的股权，仅仅花了6180万港币，原因是这家公司是亏损企业，停牌时股价才1.1元，而周更是只用了0.418元的低价就收购成功。收购后，周太上前台担任董事局主席，股票名称也改为"上海商贸"。

相比之下，周正毅在今年5月的收购港股"建联通"(0067HK)的出手就大了很多。今年5月初，周正毅通过中银国际融资20亿元港币，宣布斥资15亿港元，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等公司手中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根据建联通公告，周正毅购入公司的59.98%股份，每股作价0.82港币，其中包括爱立信所持有的16.36%股权及和记黄埔的9.88%股权，余下的股权则来自瑞典的投资公司InvestorAB。

建联通原是一家专注于科技业务的企业，但在周正毅收购之后，公司将出售手中的5项科技投资项目，并把投资重点转移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据周正毅本人介绍，注入建联通的"优质资产"会是正在上海静安区开展的投资50亿元的物业项目。

对于外界表示怀疑他收购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动机，周正毅的第一反应是"决不是圈钱"，他的解释是"吸引人才"。"在香港，有人才才有品牌，否则再有钱也不如大牌企业。我们要做上海最高级的发展商，兴建有品牌的豪宅。你看香港新鸿基地产为何可以比别人开发的房产卖得贵，就是品牌嘛。"周正毅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正毅的商业历程和中国各地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里发家的民间富豪有类似之处。他们大都以贫贱出身凭一己之力闯天下，期间有过钻特殊时期空子谋取暴利的经历(比如炒卖内部职工股等)，有些人甚至有过一些灰色经历(比如经营赌船或倒卖紧缺物资等)。他们凭借自己的敏锐感觉和超卓财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富豪。等到成功介入了"上流圈子"后，这些成功者中的善于反思的人则更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把企业转型成规模更大形态更现代化的"赚钱机器"。
资本高手玩转A股，两家公司悄然转型

2002年9月21日，海鸟发展600634发布2002年第三季度业绩大幅提升的提示性公告，原因是其控股90%的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已于2002年7月取得了中山公寓二期的大产证，其预售款已可确认为收入，此举将导致海鸟发展今年的年报可能出现50%以上的增长。

看到这样的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股价攀升，周正毅的心情肯定不错，因为这正是他一手制造出来的硕果。

1993年上市的"海鸟电子"原本是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原来的主营业务是为飞利浦等外资公司生产光盘等产品，效益不佳。2000年，在南汇注册成立的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以1.57亿元受让了原大股东上海华成无线电厂的2267.4万股法人股，控制了海鸟26%的股权，法人代表也改为"唐海根"。

此后，海鸟发展陆续把一些效低质重的电子业资产剥离给了第一大股东，同时以5000万元的溢价收购了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90%的股权，向房地产业进军。事实上，这个上海中盛房产和海鸟的第一大股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原中盛房产的大股东是一家叫"华信投资"的公司，其大股东是一家名叫"兴力浦房地产"的公司，而这家"兴力浦"又持有"东宏实业"84.38%的股份，也就是说，海鸟的实际控制者与其收购的中盛房产的实际控制者是同一家公司"兴力浦房产"。至于这个神秘的"兴力浦"，则是由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与上文提及过的"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联合组成，"爱普乐"里掌握着41%股份的唐海根则正是新海鸟的法人代表。

由于以较高的溢价收购了中盛房产，导致海鸟发展2002年中报里的"投资收益"为-195万元，但是中盛房产旗下的优质房产资源却也终究给海鸟带来了不菲回报。这笔已经实现的中山公寓只是其中之一，公司另有在汉口路、四川路开发的高档写字楼，以及在南汇购入的大片土地，正等待"海港新城"的全面开发。

由于有了这些业绩的支撑，海鸟发展拟在2002年底配股，价格在6至11元之间。有证券分析师评价，海鸟这一连串的动作，使得农凯旗下的房地产项目有了一个题材很多的融资渠道，也使得母公司的套现可能性增大。周本人则表示，海鸟现在才3000多万股，以后扩张到3亿股，每股的价格也不会低于6、7元的。

巧的是，3天后的9月24日上午，英雄股份600844发布了国家股转让的提示性公告并停牌1小时，此前仅仅被人怀疑是暗中控制了英雄股份的周正毅正式到了前台。

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正式将所持有的英雄股份43248156股即总股本的14.2%转让给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作价19927万元，即每股4.6077元；同时，轻工控股另将其持有的英雄股份45684673股即总股本的15%转让给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作价21050万元，即每股4.6077元。

其实，早在2001年11月，英雄股份就已经重组，从以文教用品为主业变成了以农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方向的公司。它在花了1.4亿元向"农投"和"农业产业化"公司收购了上海大盈肉禽联合总公司和上海联鑫房地产公司两个大股东的实体后，悄然转身。

从海鸟到英雄，闪电收购上市公司，再由上市公司反收购大股东资产，转型重组，出台利好，等待配股。周正毅如出一辙的操作手法表现得个性分明。难怪有不少分析者指称他的炒家味道极重。
大战金融房地产，"首富"会缺钱花吗？

以上种种项目，比起周正毅准备在上海静安区开发的楼盘还是不算什么。

据周正毅本人透露，农凯集团经过与近10家投资开发商长达一年多的激烈竞争，买下了静安区最大旧区改造地块，准备投资50亿元发展高档住宅，预计销售额将达80亿元。该旧区改造地块位于石门路以东、北京西路以北、成都北路以西、南苏州河路以南，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需动迁居民1万多户，预计开发规模将达63万平方米，加之周边地区联动改造，5至7年后，该地区将崛起建筑总面积达82万平方米的大型居住区。

经过简单计算，该小区如果要实现80亿元的销售额，每平方米的平均售价将为10000元人民币左右，在这个地段实现这样的价格，理论上是可行的。问题是在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房地产项目的运作中，从来以投资"接手盘"和开发中小型物业及写字楼著名的周正毅能否把握好其中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问题。

这个小区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不是"造"和"卖"，而首先是"拆"。据记者了解，该地区的居民虽然常年居住在条件并不好的石窟门里，但均对居住地段表示非常满意，因为非但离市中心非常近，而且附近餐饮、医疗、学校等设施条件均相当不错，因此相当多的人都抱有非常强烈的"原拆原迁"的想法。但按照现在上海市动拆迁工作的状况来看，由于最近一、二手房均涨势不停，大部分拆迁居民都选择要房子不要货币的办法，导致连市郊结合部的房源都不甚乐观，更遑论"原拆原迁"！

如果都采用高价货币补偿的办法，可以想象其中遇到的"漫天要价"式的阻力有多大。由于该地块需要动迁的居民达10000户以上，动迁补偿单价又高，每户25万元补偿的话，总数就达惊人的25亿元以上，占掉了开发成本的一半以上。从实际进度来看，周正毅拿下这块地皮已有数月，但动迁组至今没有进入该地区，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矛盾。

据记者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得到的数据，今年8月份农凯集团和该行达成了30亿元贷款的意向，投向极有可能就是静安区该地块。

而另有一位香港投资界的分析人士则告诉记者他的疑惑："一连串的收购上市公司行为和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周先生一再表明不会用上市公司做抽水机，但每收购一个公司就把风险比较高的房地产项目注入却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行为。从他目前可以证实的投资来看，总资产怎也到不了150亿元，最多在45亿到50亿元之间，而他借中银国际的钱就有20亿元，农凯旗下那么多地产项目，也不会没有融资，如果再借建行30亿元的话，负债率未免有点惊人。"

"我觉得首富这个称呼固然可以说明你很富，但也可以说明你很缺钱花。"这位人士说，"因为有钱人投资方向多，融资多，他反而会觉得有水在喉咙口的感觉。不可否认周正毅是财技惊人的高手，但玩得越来越大了也要小心才好。"
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杨斌

从2001年7月至今，本文作者曾经5次贴身追访这位有着传奇人生的超级富豪。正是在这不足24个月的高密度的时间内，杨斌，这个曾被誉为“中国黑马富豪”的人，从默默无闻到闻名中外，而后又迅速流星式地落向深渊，其经历宛如一场经典的好莱坞式的大戏。杨斌大起大落的40年，可以说在转型期的中国今天，是考察一代人命运的标本之一，并成为许多人的警鉴。

“我1963年2月11日出生在南京，5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我成了孤儿，是我奶奶靠摆茶水摊一分一分地攒钱把我养大的。从小学开始，我就靠减免学费读书。那时候，我能想到有今天吗？当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长大后要多挣点钱，给奶奶买好吃的。

小时候，别人家都在南京的湖中划船，我也划了一次，不过是坐在木桶中划的。有一次，别人家在吃橘子，我扒在门缝上看，结果被我奶奶打了一巴掌，说：‘干吗要眼馋人家，要长大了自己挣！’

8岁的那一年，我找到了我的生母，跟着她走了一个小时，我母亲打了我一巴掌，在地上扔了5块钱，我捡起来带回去，我奶奶又打了我一巴掌，说：‘你不争气，为什么不长大了自己挣钱？’

因为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所以我到了荷兰后，民族心特别强。在荷兰，在我居住的莱顿市，我看到先进的荷兰先进的农业模式，当地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5万美元，我就想，要是能把荷兰的农业带回中国来，让中国农民也像荷兰农民一样富，那有多好！

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假如我真犯了罪，母亲惩罚孩子，作为孩子的我能责怪母亲吗？”

以上是杨斌在法庭上说的一段话。时间是2003年6月13日下午16：30左右，地点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1号审判庭；发言者，则是曾经吸引过中外无数人眼球的荷兰籍华人企业家杨斌。

就在2002年10月4日以前，杨斌还住在沈阳市于洪区“荷兰村”他的别墅里。在规划占地5000余亩的荷兰村，杨斌抽心爱的“三五”牌香烟，吃爱吃的红烧肉，开着加长的豪华型奔驰轿车，宛如一位国王。

也就是这位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杨斌，不仅曾经以75亿人民币、仅次于刘永好兄弟1亿美元的身价名列“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被财经界惊呼为“黑马富豪”，同时，他还曾经被朝鲜任命为朝鲜国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特别行政长官。

而如今，在他梦想要建立一座“人间天堂”式的卫星城的沈阳市，在森严的法庭上，杨斌40岁的人生大戏正徐徐降下帷幕———面对他的，是6项罪名的指控。

这6项罪名是：涉嫌虚假出资罪；涉嫌非法占用农业用地罪；涉嫌合同诈骗罪；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涉嫌对单位行贿罪；涉嫌单位行贿罪。其中，仅伪造金融票证一项，涉案的数额就高达17亿元人民币之多。

2003年7月14日，从沈阳传来消息：杨斌案一审判决，杨斌上述6宗罪名悉数成立，数罪并罚，被判18年有期徒刑，罚款人民币230万元；而杨斌旗下的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因为上述罪行分别被判以560万元、4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据报道，当天，杨斌没有来得及穿戴整齐就被带到了宣判现场，宣判庭上的杨斌形容憔悴；而听到宣判结果，杨斌情绪激动，当场就表示继续上诉，还说：南非曼德拉坐牢27年，出来做总统，我坐牢8年，出来58岁，照样可以做总统！

气数已尽，情何以堪？

3)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仰融

“倒”了，“倒”在“中华轿车”进入公告、华晨与宝马合作项目通过提议许可及华晨资产可能收归国有的传言甚嚣尘上之际。仰融此时的“倒”下，引起了人们对其“命运”的种种猜忌————有人认为他在汽车行业已彻底出局，有人猜测他会遭受刑律之灾，还有人则推断他只能无奈地远走他乡。实际上，华晨汽车的国有私有之争是一回事，仰融是否离开了汽车行业又是另一回事。

从目前局势来看，尽管仰融已离职华晨汽车(CBA)董事会主席，但仍掌控有申华控股以及若隐若现的仍涉及汽车业的“正”字系企业群，手中仍有若干张“汽车牌”可打。退一步说，虽然仰融现已不是华晨汽车董事长，并且已在6月底出售了他在华晨汽车拥有的7900万股股份(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本的2·2%)，但他仍然是华晨汽车董事。

华晨链将仰融拖入“迷宫”

对仰融打造华晨汽车的历史链条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正是这一链条上某些环节的“隐秘性”，导致了仰融在华晨汽车中的人事震动。

仰融一手缔造了华晨汽车的大厦，没有仰融，也就没有华晨汽车，但也正是华晨汽车，将仰融拖入了自己修建的“迷宫”中。6月19日，华晨汽车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公司)辞掉仰融董事会主席职务，有关仰融的各种传言便由此传播开来。

1991年7月，仰融利用华晨控股与沈阳金杯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金客”)，华晨控股投入现金1200万美元，占40%股份。1992年，仰融设想在海外用股权融资，将华晨控股在“金客”中40%的股份在美国上市。1992年6月，仰融以华晨控股在“金客”中持有的股权在百慕大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汽车”)。华晨汽车成立至今，刚好十年时间。其间，华晨汽车又以换股方式取得“金客”11%股权，加上华晨控股持有的40%“金客”股权，华晨汽车控制了51%“金客”股份。

曾捐赠CBA股权为国有

华晨控股曾把CBA的股权即对于金客的投资无偿交给国家，CBA已属于国有资产。

1992年5月，出于上市需要，仰融为海外上市公司安排了“社团法人”股权持有者————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210万元，其中10万元为人行教育司拨款，200万元来自华晨控股。在华晨汽车海外上市前，华晨控股以“捐赠”方式把华晨汽车控股权转给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同年10月，以华晨控股在“金客”拥有51%股权为核心业务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代码CBA)在纽约挂牌上市，CBA的控股股东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据介绍，国有资产管理局当时曾致函基金会：委托基金会代表国资局投资于CBA，资金1530万美元由国资局支付，基金会不承担风险，也不享有收益，CBA所有股权及股票收益均归国资局所有。而函中所称“国资局支付的款项”，其实就是华晨控股对基金会的“捐赠”。

业内人士认为，导致此次仰融职位变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华晨汽车资产要收归国有的传言下，仰融与作为华晨汽车控股股东的金融教育基金会出现了分歧。仰融表示，华晨汽车股权并非国家所有，只是为了符合美国上市要求，暂由教育基金代管，并且表示华晨汽车管理层将收购华晨汽车股权；但是有消息表明，代表国资局控股华晨汽车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则欲将39·45%华晨汽车股权转让给辽宁省有关方面。

探寻仰融的第一桶金

只要搞清仰融和海南华银国际信托的关系，或者他是在什么样的政策背景下运作海南华银国际信托的，仰融的“第一桶金”也就真相大白了。

从华晨汽车10年发展看，仰融一直是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代表，也是该会的发言人，但仰融作为个人对基金会掌控的华晨汽车股权到底有没有话事权？这也许才是打开华晨汽车资产到底是国有还是仰融个人或其他人所有的“钥匙”。这就不得不对华晨汽车得以在纽约上市的51%“金客”股权的出资情况进行“追查”。

资料显示，华晨汽车51%“金客”股份的出资人都是华晨控股。华晨控股是“何方神圣”？据了解，华晨控股就是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唯一出资人在香港设立的华晨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海南华银又是干什么的呢？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是一家由华远集团、中国金融学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合资成立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国有非银行股份制金融机构，组建于1988年9月，注册资金1·5亿元人民币。

追查到此，华晨汽车51%“金客”股权的出资人线索似乎“断”了，但问题已经可以找到答案。仰融对华晨汽车到底有没有话语权，可不可以由他决定对基金会持有的华晨汽车股权进行管理层收购，用不着他承认有过“捐赠”国有一事，只要问问他和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有什么关系，或者他是在什么样的政策背景下运作海南华银国际信托的，让人们始终弄不清楚的仰融的“第一桶金”又是不是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那里挖到的，真相也就大白了。

“救命”项目押宝申华

在仰融的手中，还有一家上市公司申华控股，并且还通过去年的收购持有金杯汽车(600609)11·2%的股份。

退一步说，即使仰融被迫离开了华晨汽车，他的汽车之路也并未终结。因为在仰融的手中，还有一家上市公司申华控股，这同样是一家与汽车业有关的上市公司，并且还通过去年的收购持有金杯汽车(600609)11·2%的股份。1999年4月，仰融通过珠海华晨收购君安投资持有的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申华实业，代码600653)的股票，一举成为申华实业的大股东。此后，申华实业(曾一度改名华晨集团)遂与沈阳金客签署了产品销售代理协议进入汽车业。仰融去职华晨汽车后，并未见“金客”与申华实业取消产品销售代理关系。

而早在今年2月，仰融就以个人名义持有申华控股流通股665万股，并对股东代表承诺，将继续增持公司股票，并有意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更为重要的是，与仰融、与华晨汽车有关的汽车项目，分别被仰融放在了不同的上市公司之中，“中华轿车”和宝马项目在华晨汽车(CBA)，而罗弗和伦敦黑色出租车项目则放在了申华控股，这两家企业彼此互不参股，管理上也相互独立。这样看来，一切都在仰融的预料之中，即使国家收走了华晨汽车，他还有申华控股的英国罗弗项目(MGROVER)和黑色奥斯汀出租车可做。申华控股负责这两个项目的是孙晓波，当然，他也是仰融的亲信之一。由此看来，在去职之后将心腹嫡系如苏强、何涛等派往华晨汽车，另将其它关键时可以“救命”的汽车项目放在申华控股，仰融即使退出了，也能幕后操纵———他的确已为自己留好了退路。

“正”字系演绎第三条战线

仰融曾公开承认华晨系有三条主线，一条是金融教育发展基金，指的是海外上市华晨中国汽车(CBA)；一条是申华控股；再有一条是原始资本和产业积累，这指的就是华晨系中的非上市公司。

几乎在仰融去职的同时，仰融经营的第三条汽车“战线”也若隐若现地浮出水面。

6月初，申华控股突然发出补充公告，称公司最大股东正国投资的幕后老板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出资人秦荣华，11天后，一名正国投资的嫡系增补进了申华控股董事会。在申华控股名不见经传的秦荣化突然“冒”了出来，但实际上，秦就是掌控了申华第一大股东正国投资75%股权的正运实业的幕后老板。这样，仰融掌控的申华控股就与正运实业有了牵连。

据了解，正运实业在宁波开发区注册，注册资本7500万人民币，其两大股东一是宁波保税区升荣机械有限公司(持股54·7%)，一为宁波国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持股42·7%)，其中升荣机械为台商独资企业，出资人就是秦荣华，持股100%，国雅公司的股东则为秦荣华(持股50%)和台湾敏孚(持股50%)，但同时，秦荣华又是敏孚100%股权的出资人。业内人士分析，秦荣华实为申华控股控制人，却一直不进入董事会，肯定与仰融有某种默契关系，也许秦荣华及控制的正国投资、正远实业等很可能就是仰融留下的“第三条线”。

不少人都还记得仰融的一手“妙招”————将申华控股股东君安投资剥离出来，成立“深圳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然后又把“正国”放进以自己为法人代表的正通控股，接着，正通控股名下的正国股份又全部进入正运实业。不久前，宁波经济开发区“突然”冒出了一家注册资金达10亿之巨的宁波正通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据业内人士调查，该公司是由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和正通控股各出5亿组建的，项目初步定为一个年产30万台的发动机项目，而且法定代表人张弘曾为沈阳金杯客车总经理，也是仰融的亲信之一。

业内人士由宁波正通推测，在华晨汽车、申华控股之外，仰融另一个将涉足汽车业“正”字系企业群也将露出水面。

仰融上演“以退为进”？

关于仰融离职后的去向，有人说他正面临有关部门调查并被限制出境，有人说他在设计今后的出路，有人说他生病回家养病去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仰融并没有接受任何公开的采访。

申华控股有关负责人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仰融仍然是申华控股的董事长，其在华晨汽车的职务变动，并不影响他在申华控股的工作。记者向有关负责人表达了正式采访仰融或者苏强的想法。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仰融及苏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多的猜疑，眼下之急，他们是要尽快促使“阁瑞斯”和“中华轿车”上市，尽快推动华晨汽车与宝马的合作。对媒体的说法，到时自然会有。

实际上，对于仰融突然去职，也有业内人士怀疑这是仰融“以退为进”的手法。在经历了“中华轿车”和华晨宝马合作的热度传播后，华晨的汽车路似乎步履维艰，无论是“中华轿车”还是华晨宝马合作，长时间都毫无进展。但在今年5月底至6月中旬不到一个月，“中华轿车”上了公告，接着宝马华晨合作也获得了项目提议许可。消息灵通人士告诉记者，这并不是华晨汽车“苦尽甘来”了，而是因为辽宁省政府、沈阳市政府为这两个项目在有关部委做了大量工作，而辽宁、沈阳之所以愿意出力，为的是把这两个项目收归国有。

华晨汽车是收归国有还是由仰融、苏强等一众资本运作高手来经营的矛盾已实际出现了。精明如仰融者，当然深知与政府叫板的艰难，何况十年来，辽宁、沈阳对仰融、对金杯客车都不薄，仰融当然不想与它们“闹翻”。所以，智慧的选择就是————主动地退，但留下嫡系吴小安、苏强、何涛和洪星等人仍然实际经管，而自己退守二线。此种推断并非没有理由，仰融离职之后，华晨汽车并未“空降”董事长及其他高管人员，全部职务变动都是由仰融的一众亲信接任。

4)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张海

张海，1974年5月出生，河南开封人。其父为当地公务员，母为中学教师。

1988年，初中毕业后，未直接升入高中，而是考入河南大学武术专修班。后因毕业成绩不好，仅获专科结业证书。

1988年前后，已传出“特异功能”，据闻可将冬青树叶含于嘴中，变小后吐出，而轮廓不变。亦可借特异功给人治病。

就读武术专修班期间，张海结识藏密气功信徒王紫升。经后者引荐，曾与藏传佛教大师夏日东活佛有交往。1992年张18岁后，即以夏日东活佛弟子身份在各地广开藏密健身中心，传授“密法”，招揽学徒，收入颇丰。

1992年，结识藏密信徒、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办公室主任孙岭，经后者帮助，在该院设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任所长，由此获得“官方身份”，声名日隆。

1995年，张举家南迁广州。置豪宅名车，结名流巨贾，自此由“藏密大师”向“资本玩家”转型。1996年后，在河南创心智实业公司、菩提泉农业发展公司，在深圳改组凯地投资管理公司。南北呼应，徐图大举。

2000年始，张始扬名国内资本市场。当年4月，凯地公司借收购深圳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之机，入主由国内36所名校发起成立的上市公司中国高科(600730)。次月，任中国高科董事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其时，外界已对其语焉不详的资历不无质疑。

其后，“凯地系”在股市频频出击。2000年至2001年间，“凯地系”先后操盘方正科技(600601)、银鸽投资(600069)、飞亚达(000026)、中科健(000035)、深大通(000036)。须臾之间，“凯地系”以资本链捆绑之关联公司总市值已超百亿，引人侧目。

2001年5月，张海与祝维沙之“裕兴系”结盟，增持方正科技，欲夺控股权。其时，方正科技董事长祝剑秋与公司控股股东方正集团交恶，欲排挤后者，独揽公司大权。“张祝同盟”审时度势，决意联合方正集团增持方正科技股份，打压祝剑秋。6月，祝剑秋落败，被逼出局。

时至2002年。年初，张海以浙国投名义“闪电收购”健力宝，执掌国内最大饮料厂家，任董事长兼总裁，时年28岁。媒体称之“亮出轻狂的资本面孔”。

是年8月，时值健力宝创办18周年，张海斥巨资包下新加坡豪华邮轮“处女星号”，遍邀客户及媒体出席庆典。有估算称此举耗资400万元，可称当年亚洲最大规模的游轮活动。

张主政健力宝前期，多有“大刀阔斧”之举，亦曾力推饮料主业。后期，转以健力宝品牌展开资本运作。两年间，主业经营频频失策，而资本运作亦劳而无功。健力宝日渐衰颓。至2004年8月，被股东联手逐出。

至今，健力宝乱局未解，而张海之过已是昭然。

5)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张恩照

“张恩照不像那种人，不像，太不像了！”看过某财经媒体对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报道后，一位1980年代初期培养张恩照成长起来的老干部，不愿意相信张恩照会因收受贿金而下台。在上海延平路这位处级干部清贫的家中，他告诉《商务周刊》：“张是一个为人忠厚、靠个人奋斗成才的典范。”

同样不能相信“100万美元贿金说”的还包括张恩照任建行上海分行行长时的一位亲密同事。“他并不缺钱。”这位M先生告诉《商务周刊》，张恩照在钱上不是个贪心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一贯很谨慎，决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丑陋”。

3月16日张恩照辞职的消息，如同风暴一般袭击了上海金融圈，尤其对建行上海分行40岁以上的干部群至今余震未了。这些张恩照曾经的老上级、老同事和得意门生，在采访中对事件除了震惊和不解之外，更多流露的是同情。

在他们看来，张恩照的出事，绝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百万贿金”案，张在1990年代的上海早已为自己挖下了一个足以埋葬其人生辉煌的“大坑”。

“张恩照没有任何背景，是一个从城市贫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一位建行上海分行刚刚退休的前高层人士告诉《商务周刊》。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海金融界的深刻变革和张本人的能力造就了张的诸多神话，也正是1990年代后期的复杂社会背景让张恩照走向穷途。

“这里面有多少自愿，有多少无奈，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分清楚了。”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与上海所有银行行长都有过深入接触、并以长篇报告文学《变化莫测的面纱》闻名上海金融圈的作家俞天白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是一张脸谱。宿命的说，那是造化捉弄人。”

平民的苦斗

据《商务周刊》调查，张恩照祖籍山东莒县城阳镇。解放前张家已经迁到上海虹口区，张恩照和他惟一的妹妹都出生在上海。张父是上海煤炭公司工人，腿有残疾，张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人只能凭张父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甚是艰苦。

M先生告诉记者，张恩照后来考入上海著名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期间，张曾经追求一位家庭富裕的女生，但因为张的家庭条件差遭到女方家人的拒绝。这件事对张的影响有多大已经难以考证，但张的勤奋努力使其中学成绩一直表现不错，更被家里寄以厚望。然而，高考时张恩照因为“发挥不好”，没有考上大学，“成了其终生的隐恨”。

1963年，建设银行从社会上吸收职员。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建行上海行人事科科长顾龙高将张恩照招入，顾调任拨款科科长后安排张在自己手下做学徒。两年学徒后，张恩照正式当上拨款员。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建设银行的业务基本停顿，但山西、山东等地的几个军工厂和钢铁厂一直没有停产，张恩照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被派出专门负责这几个地方的建设拨款。

“建设银行的很多人都成了造反派，他们的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后都结束了。而张却因为在外地躲过一劫。”M先生说，“文革”结束，建设银行百废待兴，此时干部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建国前的“老建行”都到了退休的年龄，而十年浩劫又让建行内部的年轻人出现了断层。张恩照此时回来，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坚分子。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建设银行，并使其成为专门管理基建支出预算和财务、办理基建贷款拨款和结算的专业银行。建行上海分行为了满足业务的人才需要，决定从社会上大量公开招聘人才，通过设立培训班使其速成。

33岁的张恩照拨款管理经验丰富，而且“能说会写，思维敏捷”，和他的老师顾龙高、同事吴盛裕一道成为主要的授课老师。当时使用的教材是一位“老建行”编写的《基本建设拨款、贷款与会计》，教材分《基本建设拨款与贷款》、《会计标准概要》两部分。

“黄埔百人团”

一位当时的学员告诉《商务周刊》，“张老师皮肤好，不显年龄，待学生非常和气、耐心，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写得一手好粉笔字，很得学生人缘。”他回忆说，凭借过硬的授课质量，张恩照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而张当时的生活俭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有一次敲开张老师的房门去问一个问题，发现张正在自己缝补一双懒汉布鞋。”据其称，张恩照喜欢穿懒汉鞋，他的这种简朴生活一直持续到当上上海分行行长。

“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从1979年到1981年，其中以第二批学员最被张老师欣赏。”他介绍说，第一、三期都是直接从社会上招聘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或者大龄青年，而第二批定向招聘了刚刚返回上海的150名知青。“这150人有一定社会经验和文化素质，而且很多人在培训班毕业后很快通过全职、在职、夜大、函授等形式完成大学教育。”正是因为素质较高，张恩照就格外看重这150人，其平易近人的言传身教也在这些人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这位出身于该期培训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张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张老师’，即使在张当上行长后私下也是以‘老师’称呼他。”这个被戏称为“黄埔二期”的百人团，在随后的20年里都成为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骨干力量，占据了绝大多数重要位置。

当然，这个局面一方面源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张恩照的大力提携。据说1987年其就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后，张对自己学生的偏爱、信任和重用，在建行内多有传说。到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的主要支行领导以及信贷、公司业务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是张老师“黄埔百人团”的天下，其中80多名当上处级干部，建行二、三、四、五支行的主要领导也都是由他的门生充任。而且，“张恩照对他的学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提拔、住房、甚至家属的调动和孩子的工作，他都愿意倾力帮忙”。

那段当老师、培养门生的生活之后，张恩照依然勤奋好学。1982年，在贷款上获得过建行巨大帮助的复旦大学给了建行上海分行两个进修的名额，张恩照主动争取到一个，获得了金融管理专业的大专学历。“张恩照很要强，对当年在重点中学没考上大学一直耿耿于怀。况且他的‘学生’们很多都上了大学，他不甘心。”M先生回忆，此后张还读了上海交大相关专业的在职学位。
“连升三级”

1984年，张恩照从复旦大学金融管理专业进修后回到建设银行。当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还是拨款，重点是上海宝钢的两个项目。张恩照对拨款已经没有了兴趣，而且上海宝钢的项目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刚刚进修回来求战心切的张恩照来说，显然满足不了其挑战欲望。

此时，恰逢国家号召引入外资，鼓励成立合资公司。建设银行总行于1981年开始筹备中国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实际上和建设银行内部的投资业务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由于初创的责任和风险大，许多人都不愿意去这个部门。张恩照意识到引进外资的重要性，主动承担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对外，这个部门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随即，张恩照人生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

1980年代中期，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客户上海石化总厂欲上马三期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又等不到贷款的计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引进的设备遭受风吹雨打，一天天锈蚀老化。面对客户紧蹙的眉头，“当时真是豁出去了，”张恩照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自己按照从教科书上所学筹资知识，冒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大胆组织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国外银团贷款，由建行转贷给上海石化，并代理上海石化发行企业债券8亿元人民币。

此举被当时上海的媒体誉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引进外资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称之为打破了中国银行界的封闭，具有历史意义。世界银行对此发表评论：“对方谈判代表虽然是一个新手，但精明能干，以高效率达成协定……”

2002年3月，刚刚接替王雪冰履新建行行长的张恩照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回顾自己38年的金融生涯，颇动感情的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为上海石化提供金融服务，”追忆往事，张恩照一时难掩激动：“当时一心想着为客户排忧解难，没日没夜地干，结果把身体给累坏了，心慌、体虚、脚底下像踩棉花，乒乓球打一局都坚持不下来！”

对于这件事，老建行们给予了证实，并一致向《商务周刊》表示：“此举的成功不但让整个上海金融界对进修大专生张恩照刮目相看，更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领导层对其才干的关注。”而且，按照他们的回忆，正是此事，戏剧性地将张推到了建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位置。

1984年开始的上海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筹资项目，得到了时任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的强力支持，“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成，不然以后建设银行再也甭想做外资引进了”。而且，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的引入外资，此项目也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关注，特作批示：“这是一个重要改革尝试，请有关部门予以支持，以取得经验。”

张全面负责对外谈判。很快就与美国花旗银行、日本兴业银行、日本东京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达成1.5亿美元和101亿日元的国际银团贷款以及一笔2580万美元的意大利出口信贷的意向，双方定于1987年6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签约。

此时，国家审计署上海特派办筹建，建行上海分行行长徐慎行被调离建行系统去负责此事，另一位副行长严孝修也被调走参与交通银行的重建。张恩照和当年在培训班一起做老师的吴盛裕刚刚升任副行长。

到要签订合同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还是上海财政局的二级单位，张恩照是副行长，副处级别。对方要求必须一把手签字。由于行长空缺，经总行授权，张恩照得以以行长的名义签字，并由此被默认为上海分行行长。

随后，他再接再厉，紧接着做了一个氯碱改造工程，发行债券6亿元人民币。这些突出的业绩，得到了建行总行和上海市的双重赞赏。不久，张恩照就被扶正。同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也脱离财政局，升格到局级单位，张也升任局级。

一个项目，使其短短三年完成了“连升三级”的奇迹。此时，张刚满40岁，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行长。

“发动机”

“张恩照十分大胆，喜欢一切新的东西。”《商务周刊》在采访中发现，熟悉张恩照的人并不同意一些媒体对张恩照“水平一般”的评价，相反，认为张在上海一直是以精明能干闻名。

俞天白回忆自己当年采访张恩照时说：“他告诉我，在他1987年一次出访香港时，‘我站在香港皇后大道上，十几家国际银行的旗帜在周围飘扬，突然感觉到需要我开拓的很多很多’。”当时张的健谈、干练和雄心勃勃，给俞天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张恩照早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提出“一米线”、“微笑服务”、“谁砸我的牌子，我砸谁的饭碗”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等等10年后才兴起的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建设银行区县扩点后，张恩照甚至展开了支行承包试点这样的大胆之举。“完成任务，剩下就是自己的，在国有银行系统搞承包，从现在看也是无法想象的。”一位亲身参与的人士说。

历经建行上海分行50年风雨的一位元老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张在上海，“改变了建行的粗放经营，以盈利和效率为目标，全方位为客户服务，对整个建行改革所做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他举例说，1984年，建设银行实行拨款改贷款后，张提出“封闭贷款法”，并推出“百元工作含量”，在信贷上强制改变国企依赖财政拨款，不按市场原则对待银行贷款的行为。进入1990年代后，张恩照领导下的上海分行的许多经验，不断在整个建设银行内部推广。

与此同时，在当时政府的鼓励下，张恩照领导上海分行先后创办了一家中日合资电器进出口公司、一家合资租赁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和国泰证券公司。虽然这些公司以后由于政策原因，或关闭或剥离，但张恩照面对市场在金融创新上的“胆大”名声还是传了出去。

“张恩照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奋、踏实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当时上海市领导们的注意。”M先生作为张恩照在信贷领域的主要执行下属，见证了张领导下的建行上海分行对上海发展所表现出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劲头。

他介绍说，1980年代中后期，建设银行在“拨改贷”过程中，对许多上海本地国企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是这些企业顺利重组最后得以上市的关键原因。例如豫园商场、老庙黄金、上海石化、银泰股份等等。尤其是上海市对宝钢两个重点项目进行“拨改贷”，在其他银行有畏难情绪时，是张恩照主动把这件事情揽下来。

1988年，上海市委托建设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以法国为首的6国银团，对上海市的重工业进行投资。因此张恩照多次得到了市领导的夸奖。

在整个1990年代，M先生说，建行继续积极配合上海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国企改革和城市建设，建行上海分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而且，在政府重点项目贷款方面，张恩照都倾注了全力，仅芯片一个项目，分行前后就投入了50多个亿。

“与其他银行相比，张与政府配合的非常好，很受领导赏识。”但M先生也透露，张恩照也要为此冒一定的风险，这些贷款中也发生了一些呆坏账，尤其是纺织企业和高新技术。他介绍说，1990年代末期，建行上海分行每年的呆坏账也达到5亿多元。

“挖坑”

张恩照在建行分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连续坐了13年，创造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记录，“没有一个省的分行行长会做这么久，要么四五年就高升，要么就退休或者平调其他地方，惟独张在这个位子上呆了13年”。

然而，与张恩照多年共事的经历，M先生也理解了张的许多苦衷。“贷款这项业务，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找到一个项目，签署协议把钱放出去就完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M先生深知一个放贷人在其中所背负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时期，信用体系不健全，造成许多信贷行为是依靠行政关系、私人感情和领导信任等非市场因素维护资金安全的”。

比如一个项目按照现行的银行制度来讲不可能放贷，但强大的行政命令需要这笔贷款，就把难题扔给银行。怎么办？许多时候，银行只能冒险放贷。这个冒险既可能是不顾风险，也可能是违法犯罪。但无论最终是否出事，责任都会落在银行头上。“比如，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建设银行内部关系复杂，一些大项目和贷款内幕很多，张恩照很难完全置身事外。”M先生透露，由于受到张在拨改贷过程中的好处，一些国企上市后通过各种方法给其赠送股份。

随着张恩照权力的不断增加，像这样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做。当了分行行长后，按照M先生的观察，“出身平民家庭的张恩照，面对身边不断扩大的复杂环境，时常会流露出缺乏安全感的情绪，开始有意识地谋求靠山”。

其中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在分行重要位置上他开始大批选拔和提升自己的三期“黄埔学生”，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机会试图进入一些隐秘的私人圈子。最具体的变化，就是张恩照的业余活动开始丰富起来。

M先生固执地认为，张恩照的转变是从打网球开始的。1988年，张恩照开始学习打网球，“几乎天天打一个小时的球。打完球张还习惯洗桑拿，然后吃饭。基本上陪同他的就是固定的十几个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其中一位经常陪其打球的学生，最后被提拔为建行上海分行住房公积金信贷处处长。

1994-1995年，张恩照又开始学打高尔夫球，陪同他打球的是一位支行行长，也是第二期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升到了更重要的徐汇区支行行长.